先说一下，我在耶路撒冷主修政治学（中东政治和巴以地区政治）。在这个复杂的城市里，我和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都打成一片，也有一些在联合国工作的熟人。
我住的地方，距离加沙和特拉维夫，都只有大约八十公里的距离。去年4月，我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距离加沙北部1公里的地方，远远地望见了加沙城的废墟。
相比于众所周知的以色列破坏加沙的行动，以及加沙人的窘迫境况，我更希望分享更具体的观察和见闻——
加沙这座世界最大的露天监狱，是如何“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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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人鼻息的国际组织
看得越多、越久，越觉得很难用一两句话总结巴以关系和加沙地带的现状。
我先列出一些过去两年亲耳听到的现象，主要关于国际组织在加沙的实际运作情况。这些外来人员常年在加沙-以色列边界两侧穿梭，他们的经历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地的社会生态。
从2023年10月到本文写作时（2026年3月），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人员，必须满足以色列的规定，才能从特定口岸进入加沙地带。
目前开放的主要口岸是连接加沙南部的Kerem Shalom。埃以边境的Rafah（拉法）口岸开放情况时好时坏，北部的Erez口岸则几乎从未开放过。
Kerem Shalom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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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fah口岸可通往埃及
是加沙唯一不通往以色列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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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z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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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对国际组织人员入境的要求，虽然不至于朝令夕改，但变化频繁，一切都取决于以色列的决定。
以色列有一个政府部门叫COGAT（Coordination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ies），专门管理以色列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人员与物资流动。
巴勒斯坦人也得他们同意
图：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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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加沙口岸的中层领导是一位以色列人，小时候家住加沙的犹太定居点。和今日的西岸类似，加沙的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也时常发生暴力冲突。2005年，以色列时任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推行加沙撤离政策，这位领导才随家庭一起被强制迁出加沙。
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和援助加沙的国际组织明显抱有敌意。
国际组织人员进入加沙的条件、以及允许进入的人员名单，都需要该组织的代表与这位COGAT领导谈判决定。
不同组织拿到的条件不一样，过去两年不同时段的规定也常有变化。这些规定都没有公开文件可查。
一切解释权归以色列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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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组织，比如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在某些时段获准输送医疗物资。而联合国人员则从未被允许带入医疗物资。
去年上半年某段时间，他们仅被允许携带少量现金和一个背包的食物。后来规定更严，除了一身衣服，什么都不准带。
所有国际组织人员在进入加沙前，都要接受以色列安全部门和军队的搜身和详细盘问。
一位在加沙工作的联合国人员给我举了个例子：因为以色列以安全为由严格管控物资输入，他们搭帐篷用的楔子既不能是金属的，也不能是合成材料的，只能用木头的。
联合国的援助物资想进去加沙
都是要以色列方检查入档留痕的
图：壹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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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加沙的规定很严，离开加沙的规定同样严格。现在以色列要求国际组织人员离开加沙时，除了一身衣服外，也不准携带任何来自加沙的物品。
边境与领土，荒诞的政治概念
包括联合国人员在内的大多数进入加沙工作的国际组织人员，得不到以色列签证，无法踏上以色列领土。
经过与以色列政府的协商，他们进入加沙的方式通常是：先入境约旦，早上6-7点到达约旦-以色列陆地口岸（通常是三个口岸中的Allenby Bridge，毗邻约旦河西岸城市杰里科，位于巴以地区中部）。
一路过来，要经过不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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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色列军警安检和盘问后，他们登上指定大巴。这辆大巴一路驶向加沙口岸，中途不允许这些特殊乘客下车。
到达加沙后，还要再经历一番搜身和盘问。进入加沙地带时，往往已是半夜——而约旦口岸到加沙口岸的实际距离只有100多公里。
在这里补充一点：除了这些非以色列籍的工作人员，也有大量巴勒斯坦人为国际组织工作。除了屡遭劫难的UNRWA（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之外，巴勒斯坦人也为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WHO（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工作。
不论这些巴勒斯坦人是持有以色列身份证，还是巴勒斯坦身份证，以色列政府都不允许他们进入加沙。能进入加沙的只有非巴勒斯坦裔的国际组织人员。
图：牧羊人纳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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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国际组织人员真的完全不能踏上以色列领土吗？
熟悉以色列的人都知道，以色列的公共生活常常充满随意和临时变通。这些在法理上不能踏足以色列领土的人员中，有一部分后来还是踏上了以色列领土，只是方式太过悲惨。
2025年3月，联合国人员在加沙遭遇以色列轰炸，两人死亡，大量重伤。
当时，未受伤的人员负责把伤者扛到加沙边境口岸，再由以色列境内的司机送到以色列南部大城市Ashkelon（阿什凯隆）的军医院治疗。
边界除了隔离网就是隔离墙
图：牧羊人纳瑟 / 壹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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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这种情况，以色列顾不上伤者没有签证的事。它不想制造出大量联合国人员伤重不治的国际丑闻，便在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文件的情况下，允许他们入境并提供治疗。
我的一位以色列籍巴勒斯坦人朋友，就是为联合国工作的司机。据他描述，他当时开着车在Kerem Shalom口岸和Ashkelon之间往返了两天两夜，来运送伤员。
有些人生命垂危，送医再晚半个小时就会丧命。很多人被炸断了腿或手，或者炸瞎了一只眼睛。但他们一路上不断地向他诉说自己的幸运——不像那两个不幸的同事当场死亡。
这些人，后来大多在以色列医院安上了义肢，和前来探望的司机朋友风轻云淡地合影。
巨大的监狱，巨大的生意
加沙在战时不仅是人间炼狱，也是荒诞而悲怆的即兴剧舞台。
2025年10月停火之后，加沙又回到了“大型露天监狱”的状态（以色列历史学家Ilan Pappé的说法）。
2025年12月18日
从以色列瞭望台远眺加沙地带
图：壹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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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世界上许多普通监狱一样，加沙人的生活依赖两套物资供给系统：明面上的，是受以色列态度和加沙内部黑帮组织制约的人道主义物资；暗地里的，则是一笔巨大的战争暴利。
在以色列不允许国际组织人员随身携带物资进入、还不时拦截人道主义物资卡车的同时，它却允许指定的商队进入加沙，以高价出售物资。
原来让援助物质进去的时候
难民营的人还相对好过一点
图：壹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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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色列一番此消彼长的操作，现在加沙的大部分物资都来自这些商队。这些商人有加沙本地巴勒斯坦人，也有埃及人，甚至还有约旦人——他们从与加沙完全不接壤的约旦开着卡车，穿越以色列领土，一路进入加沙。
官商勾结的经典剧情，在加沙的废墟中上演。
什么世道走私都是赚钱生意
图：壹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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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斤面粉的价格被推高到50以色列新谢克尔（约合人民币110元）；而在加沙之外的以色列，一公斤面粉只需8-12谢克尔。
最离谱的是香烟，一根香烟目前在加沙价值150谢克尔（约合人民币330元）。一位嗜烟如命的联合国人员，在口岸被扣下一大包香烟后才获准进入加沙，随后被迫戒掉了烟瘾。
发战争财的人，世界各地都有。但我不免为那些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加沙的国际捐款感到唏嘘。
这些如同千里送鹅毛的捐款，最终流进了从以色列那里获得经营特权的大商人手里——在这里，经商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权力。
一次一次的空袭
房屋变成废墟，生活也失去秩序
图：wiki / 壹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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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是什么？
对于以色列而言，加沙是难以根除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地，是恐怖分子的温床；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加沙是永不放弃的家园。
以色列世俗右翼中大量“Bitkhonistim”（ביטחוניסטים，安全主义者，或更准确译为“追求绝对安全者”），他们无法容忍以色列周围的任何安全威胁。加沙如此，南黎巴嫩如此，伊朗也如此。
他们中更有激进者——这一代安全主义者抱持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信念——“让我们这一代把所有脏活累活干完，永保子孙安宁”。他们想效仿集体记忆中早期锡安主义垦荒先驱，苦在当代，利在千秋。
全世界都知道环保女孩格蕾塔·通贝里参与的、冲向加沙的船队名为“Sumud”。
但有多少人，尤其是以色列人，能理解Sumud是巴勒斯坦人的一种抵抗文化？它的含义就是“千磨万击还坚劲”——把坚守巴勒斯坦土地、永不离开视为一种抵抗。
巴勒斯坦社会不会苛求每个人加入暴力组织，只要这个人在以色列的各种打击下仍然固守故土，便是投身抵抗运动的“有德之人”。
图：壹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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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无数加沙人发声：“我们永远不会离开！”
双方性情刚烈，加沙问题无解，除了毁灭，别无结局。
作为一名政治学学生，我想最后说，两年的轰炸和加沙北部彻底夷平的废墟，也是折射以色列政治与社会的棱镜。
过去三年，加沙成了一面多重耻辱的镜子，折射出——
以色列陆军在巷战中力不从心；
在全世界面前酿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让以色列与国际社会日益疏远；
2025年9月，加沙被轰炸之后
图：壹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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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以色列灰色经济中最扭曲畸形的一环，让某些阿拉伯人大发战争财。
最重要的是，它暴露了以色列体制化的战略短视（Niccolò Petrelli语）。
2024年，以色列国家安全智库INSS曾提出一个加沙治理方案：以色列可在加沙建立傀儡政府，通过傀儡政府分发物资，从而实现对加沙的全面控制。
虽然手段狠辣，但这是以色列三年来提出的唯一可称得上未来计划的东西。2025年末，特朗普与以色列方面制定的加沙重建计划，完全没有巴勒斯坦人参与，也没有具体的治理规划，只是一种梦幻般的政治表演。
直到2006年与真主党的战争，以色列尚能游刃有余地控制与周边势力的冲突烈度，并有效用暴力遏制对方。但当暴力手段力不从心时，以色列有能力转向长远而温和的战略吗？
加沙给出的答案是：不能，唯有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