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劳埃德・杜森伯里(David Lloyd Dusenbury)

多瑙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菲利普・皮尔金顿(Philip Pilkington)

《UnHerd》特约评论员、宏观经济专家

​译此心 (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的论断，认为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标志着人类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冷战结束后，这一判断在西方思想界与政策圈产生深远影响，成为理解国际秩序的重要框架。尽管福山在后续著作中不断修正论述，但自由主义代表历史方向的基本信念，在相当长时间内塑造了西方对外战略与制度自信。

然而，三十多年后，当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人物，“历史终结论”再一次受到质疑。因为特朗普及其政策所代表的，并不仅是一次选举周期的波动，而是自由主义秩序内部长期积累的弊端的显现。从“美国优先”到反全球化，从对盟友体系的质疑到对身份政治的反弹，美国政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撕裂。福山曾批评特朗普“意气过盛”，正是在特朗普这种公开而竞争性的激情中，人们看到历史终结的判断被动摇。

与此同时，国际格局的变化同样冲击着“历史终结”的叙事。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中国的持续崛起、俄罗斯与伊朗等国家的韧性，以及西方社会内部日益突出的制度焦虑，都在动摇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的思想基础。本文作者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普遍化倾向的意识形态形态。当这一形态被视为历史的最终阶段时，其内在的扩张冲动也随之显现。

文章进一步追溯“历史终结”概念的哲学来源，回到黑格尔与科耶夫的思想传统，指出福山对二者思想的解读本身具有局限性。自由主义与民主在冷战后语境中被自然地等同，但从思想史角度看，这种结合并非必然产物，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成果。

在当代国际格局演变的背景下，一个新的非西方国家核心正在形成，中国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与冷战后部分西方观察者的预期不同，中国并未在经济开放之后转向自由主义制度，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激活自身文明传统，并将其与国家能力与技术发展结合起来。这一现实不仅对历史终结论构成挑战，也迫使西方重新思考自身文明基础与制度未来。本文既是一篇思想史反思，也是一篇现实政治评论。它通过对“历史终结”命题的重新检视，试图回答一个核心的问题：历史是否能以新的文明形态与国家竞争方式延续？

本文原载American Affairs Volume IX, Number 4 (Winter 2025): 179–96，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福山之后的“文明复兴”

冷战结束的时刻，曾被视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系列事件在20世纪末接连发生，使许多西方观察者相信，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意识形态对抗终于以自由民主的胜利告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的命题，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不仅战胜了竞争对手，而且标志着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形态。

这一论断对西方国家的吸引力在于，它为冷战后的世界提供了一种高度简化且极具确定性的解释框架。如果历史的基本问题即围绕承认、尊严与合法性的斗争，已经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得到解决，那么未来世界的冲突便只剩下技术性或边缘性问题。自由主义国家将构成一个和平而稳定的核心，而尚未完成转型的社会，最终也会在经济全球化与制度扩散的推动下走向自由主义。

然而，这种乐观预期建立在若干未经充分检验的前提之上。首先，它将自由主义与民主等同，将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制度组合视为历史演进的必然终点。其次，它假定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化，并据此预测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融入自由主义秩序。再次，它忽视了文明传统、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后，现实逐渐偏离自由主义的叙事。中国并在保持政治连续性的同时实现了经济与技术的飞速发展，伊朗等国家在西方压力之下展现出高度韧性，俄乌冲突中俄罗斯表现出的国家实力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转折。西方开始意识到，一个新的非西方国家核心正在形成。这不仅是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更是一种历史意识的变化。非西方世界不再仅仅以被动姿态存在，而是在主动寻求自身位置与承认。

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审视历史终结论，已不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理解当代世界秩序变化的必要前提。

▍历史终结的幻觉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一时引发巨大反响。福山文中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判断：人类不仅正在经历冷战的结束，而是正在走向历史的终结。在他看来，这一历史性时刻并非源于灾难，而是源于民主自由制度的最终胜利。

福山主张民主自由主义已经超越了大国之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民主自由主义是对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回应，是人类政治发展的终极形态，表现为现代政治“为普遍承认权利而斗争”。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并非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而是历史演进的必然归宿，属于“后历史”时代。福山认为，“后历史”会形成一个和平的自由民主国家核心。

这一论断很快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畴，转而成为冷战结束后西方政治与思想界的隐性共识。尽管福山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在学界遭遇了批评，但“历史已经站在自由主义这一边”的观点却迅速在华盛顿、伦敦和柏林的政策圈中传播。对于许多冷战后成长起来的西方精英而言，自由主义不只是赢得了一场制度竞争，更是赢得了历史本身。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历史终结论逐渐演化为一种自由主义的胜利神话。它不再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而是一种塑造政策判断的前提假定：既然自由民主已经被证明是历史的最终形态，那么现实世界中出现的混乱、抵抗或失败，要么只是过渡现象，要么必然来自尚未被“自由化”的边缘地带。

这一逻辑在冷战后的军事干预与地缘政治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即便在历史终结论受到挑战之后，许多批评者也并未真正跳出这一框架。例如，在伊拉克战争前后的美国保守派论述中，历史的终结并未被否定，而是被重新解释为自由主义核心必须通过更积极、甚至更具强制性的方式来捍卫自身，以加速历史的完成。

然而，进入21世纪，这一胜利叙事已越来越难以维系。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提升、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韧性等，都在不断削弱自由主义已然完成历史使命的信念。具值得一提的是，福山在近年的评论中不断以“自由主义阵营与非自由主义阵营的全球斗争”来描述世界局势，而这一表述意味着他已在事实上放弃了自己曾经提出的历史终结论。

▍历史终结的思想源头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主要源自黑格尔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以及科耶夫在20世纪30年代于巴黎开设、影响深远的一系列黑格尔讲座。尽管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远不止《精神现象学》，科耶夫本人也并不等同于其《黑格尔解读导论》，但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概念，基本上是从对这两部作品的相对孤立解读中发展而来。

黑格尔提出“世界历史人物”的概念，即指那些在关键时刻推动这一进程的行动者，这对福山影响巨大。1806年，黑格尔在耶拿目睹拿破仑军队击溃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随之解体，这一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著名的书信中，黑格尔将骑马而过的拿破仑称为“世界的灵魂”，认为其正在将启蒙时代的政治原则传播至整个欧洲。

在黑格尔看来，拿破仑并非单纯的征服者，而是完成法国大革命所开启历史任务的关键人物。世界历史正在通过他得以展开。这一理解后来被科耶夫进一步激进化。在科耶夫那里，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普遍承认的实现，即人类不再围绕尊严与地位展开根本性斗争。他不仅将拿破仑视为历史终结进程中的关键人物，还将斯大林理解为这一进程在欧亚大陆上的继承者。

在科耶夫的解释中，马克思主义革命并非对自由主义的否定，而是其完成形式。斯大林政权被他视为黑格尔哲学在历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化身，历史的真正终结在拿破仑政府普鲁士时已经开始，此后的一切革命与制度的变革，不过是在不断逼近这一终点。

正是在这一思想框架中，历史终结是一种高度同质化、普遍化的政治秩序的确立。无论是拿破仑还是斯大林，都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来推进所谓“普遍承认”的。历史终结从来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和文化工程和来实现的。

这一点，恰恰是许多自由主义者所忽视的地方。自由主义并非一种温和的、消极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内在地指向“普遍与同质”的政治理想。福山的贡献在于，他比大多数自由主义辩护者更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

▍自由主义并非民主

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话语中逐渐被等同于民主，两个概念被混淆，自由市场、个人权利与宪政制度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然而，从思想史与政治理论的角度看，自由主义与民主并不属于同一范畴。民主是一种政体形式，关涉谁拥有合法统治权；而自由主义则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抽象的制度设计与权力约束来实现社会的理性化。事实上，民主在时间上远早于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也从未天然地以民主为其政治归宿。

正因如此，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导向广泛的政治参与或实质性的民意表达。从历史经验来看，自由主义长期以来更接近一种精英主义意识形态，而非大众民主的制度基础。无论是拿破仑时代的政治实践，还是黑格尔对民主的怀疑，都表明自由主义传统本身并不将民主视为组织理性国家的唯一、甚至主要方式。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确立全球霸权地位，自由主义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代议制民主紧密绑定。这种结合并非理论上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高度偶然的历史融合。然而，冷战结束后，这种偶然性被重新包装为普遍法则，并被投射为其他社会必然遵循的发展路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冷战后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并不主要围绕民主展开，而是围绕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试图普遍化自身规范的整体性意识形态展开。当自由主义以普世价值之名要求他者接受既定制度模板时，其内在的排他性与支配性也随之显现。

▍历史并未终结

自2022年2月以来，随着乌克兰东部战事持续，西方逐渐意识到，一个新的非西方国家核心正在形成。无论这种结构最终表现为能源联盟、贸易集团，还是更为松散的战略协作体系，它都预示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变化，即非西方世界的意识或精神正在重新觉醒。

黑格尔认为，非西方世界如今则开始为自身存在。按照科耶夫的理解是，非西方世界正在主动寻求并获得承认。可见这一历史时刻的含义都十分明确：非西方世界正在回归其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西方权力巅峰之前所拥有的历史地位。而这一新兴体系的中心无可争议是中国。

这一现实体现出冷战后历史终结论的局限。20世纪90年代，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坚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终会将中国引向自由主义轨道。在他们看来，经济自由化必然导致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最终将催生民主。然而，这种预设忽视了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早在儒家经典中，就存在“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法国奎斯奈曾长期关注中国治理经验，甚至被同时代人称为“欧洲孔子”，认为西方政治经济学也深受东方影响。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同样承认，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富有、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尽管斯密对奎斯奈的中国理想持怀疑态度，但他仍然严肃对待中国的经济成就。

在这种背景下，福山对中国的判断略显轻率。他认为，计划经济是失败的，而自由政治发展是必然趋势。福山认为，大量在西方接受中国精英子女，将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中国并未沿着福山预设轨道演进。中国社会整体上维持了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西方制度自身却未能兑现其承诺。冷战结束后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终结论，如今已难以维持其思想权威。在某些关键领域，中国与其他非自由主义国家反而展现出更强的制度韧性。自由主义不再占据全球思想地平线的中心位置。

▍中国的道路：现代化与文明复兴

当前，黑格尔与科耶夫仍然具有理论影响力，而福山则更多被视为一个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中国更关心的问题不是自由主义是否胜出，而是文明自身的延续与发展。

中国的战略方向在于将未来技术发展的前沿与自身独特的文明传统相结合。儒家与其他古典思想资源正在被重新激活，被视为支撑现代中国生活方式的精神基础。儒家哲学强调知识阶层的治理责任，这一点与当代政府官僚体制是相契合的。

黑格尔在十九世纪曾承认中国行政体系的完善程度令欧洲人惊讶。他指出，自欧洲接触儒家经典以来，中国道德曾获得广泛赞誉。中国并非一个没有思想的文明，而是一个拥有悠久政治与伦理传统的共同体。

黑格尔认为，历史必须从中国开始，因为它是我们所知最古老的国家形态。他形容中国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新的，这一评价在今天看来别具意味。中国正在尝试的，正是将其深厚传统与当代技术与国家能力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既承继历史、又面向未来的发展模式。

▍“再文明”的时代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方向显然不是走向自由主义，而是走向一种有意识的文明复兴。它并不寻求抛弃自身传统，而是试图在现代国家框架内对历史加以整合与更新。这本身构成了对历史终结论的否定。

历史并不存在永久的“后历史”状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曾幻想一种终结性的历史秩序。但现实表明，这种设想无法持久，历史是没有尽头的。

“振兴中华文明”已成为中国的明确目标。中国从国家层面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特特征，并将民族复兴与文明延续视为相互关联的任务。问题随之转向西方，西方是否也会“再文明”？是否会重新尊重自身三千年的思想传统，重拾希腊哲学、罗马法与基督教的遗产？

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意识形态，而非建设性的文明体系。当它被简化为一套抽象规则时，往往带来一系列去文明化的后果。社交媒体、消费主义以及人口结构的瓦解，都是自由资本主义自我侵蚀的表现。

真正的“再文明”并不意味着回到前现代，而是将古老传统与现代技术、国家能力相结合。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法律与官僚体系可以成为文明教化的工具，而非单纯的效率机器。

或许，未来的历史进程不再是“普遍与同质化”的，而是一种文明之间相互承认、并行发展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中，历史并未结束，而是重新获得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