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日本对华鸦片毒化政策，本质是一种殖民侵略政策，是日本政府发动的有组织、系统性犯罪。其利用毒品的成瘾性及暴利性，以毒养战，试图瓦解中国人民抵抗力量和意志，刺探军事情报，使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烟毒之祸。

鸦片是近代中国之大祸，严重危害中国人民身心健康、国家财政、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近代中国烟毒问题的产生和持续恶化，源于列强的鸦片倾销。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为扭转贸易逆差，向中国大规模走私鸦片，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更是百年国耻之起点。英国强迫中国政府将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逐步成为中国最大宗的进口商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因国内产业升级带动对外贸易转型，于1907年与清政府签订禁烟协定，形式上逐步终止鸦片贸易。日本以清廷为鉴，自德川幕府末期便禁止吸食鸦片。然而19世纪末，日本开始参与对华鸦片走私，一战前后主要扮演将欧洲毒品走私到中国的中转角色。20世纪20年代后，日本取代英国成为输华毒品最多的国家，更在侵华期间疯狂以鸦片类毒品毒害中国人民。

获取经济暴利

敛财是日本侵华期间推行鸦片毒化政策的主要目的，借以实现“以毒养战”。在沦陷区，日伪表面禁烟，实际鼓励甚至强制种植制取鸦片类毒品的主要原料罂粟，还有组织地大批量制毒并实行专卖制度，攫取暴利，供应军事侵略和殖民统治。

图为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安东区鸦片专卖署”  资料图片

种植方面，日本在沦陷区的鸦片政策经历从“阳禁阴纵”到强制毒化的演变，以免土地税、免兵役、金钱奖励等方式诱导农民种植罂粟。热河是其重要鸦片生产基地，1933—1942年，栽种罂粟面积在31万—77万亩。伪蒙疆地区1940—1944年的罂粟种植面积达500万亩，产烟9000万两。1940年，山西沦陷区内的大同、阳高等12个县种植罂粟16万亩，鸦片总产量约13万两。1942年，察哈尔南部地区的种烟区超过50万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维持扩大的战线，日本更有计划地推进鸦片增产，扩大罂粟栽种面积。

制售方面，天津日租界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公开设厂制毒，逐步成为日本向全球倾销毒品的中心。在1937年国联鸦片问题顾问委员会会议上，世界毒品贸易问题专家鲁塞尔指出，“全世界百分九十之白丸，皆系日本人所造，其地点在天津，大连，沈阳，及东三省，热河各镇……单以天津一地而论，每周输往外国之海洛因，竟达5百兛（千克——引者注），其中百分之六十，直接运往美国推销，百分之三十，则由欧洲港口转运美洲”。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以筹措粮秣军饷为由，勾结沦陷区伪军设立制毒工厂，提炼毒品运销各地，牟取暴利。如1938年、1939年，华北日军与地方伪军在河北省静海县、大城县设立海洛因制造厂。受日军庇护的制毒贩陈昆元在东滩里村设立海洛因制造厂，每月生产成品约1000件，月获利2500万元（若无特殊说明，文中出现的“元”均指沦陷区“伪币”单位）。在河南省博爱县大辛庄，日伪设立大型制毒工厂，主要生产“红丸”等毒品，日产达5000袋，每天收入约5000万元，所产毒品由日伪武装护运至豫北、晋南各地销售，还泛滥于黄河南岸各乡镇。

据统计，1944年前后，从热河农户手中收买鸦片的最低价格为每两30元，出省时卖到60—70元，运到滦县可卖到100—135元，运到北京、奉天和长春可卖到150元，运到哈尔滨售价达180元。据日本特派员渡边寅三郎1943年调查，华北各类毒品的总重约54000磅，时值7亿日元左右。伪满“禁烟”特别会计收入由1940年的1.26亿元增至1944年的3亿元，伪华北“禁烟总局”在1940年10月至1944年征收的税费总计约1.18亿元。顶着慈善团体名号的宏济善堂是日伪的毒品贩售机关，承日本兴亚院和大使馆之命，在汪伪政府控制区利用各地“戒烟”总局、分局及日本宪警，构建起一整套从种植、采办、运输、缉私到售卖的毒害体系。

日本利用鸦片获取经济暴利，一定程度上达到“以毒养战”目的。日本学者仓桥正直指出，相比日本在台湾推行的鸦片专卖政策，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的鸦片政策更体现“军部意图”，关东军委托特定个人和团体从事鸦片相关活动，军部间接操控鸦片专卖，获取巨额“黑钱”。宏济善堂存在的5年间（1939—1944年），贩毒获利9.7亿日元，合2.4亿美元。1939年，其奉日本命令将年度所得税统一报缴汪伪财政部，每年还向汪伪政府缴纳巨额戒烟收入，1940年每月上缴60万—90万元，至1941年平均每月上缴200万元，1943年高达每月330万元。植烟税收及鸦片专卖收入，是维系各地伪政权、伪军的重要财政支柱。沦陷期间，湖北宜昌伪政府规定，县属机关根据烟税收入确定经费，伪机关工役之薪水用鸦片支付，津贴随鸦片销售量浮动。

伪蒙疆作为重点植烟区，1938年的鸦片出口总重达985万两，总值达4382万日元，伪蒙疆政府将所得“先解东京，由大藏省支配，其中即有一部分为大藏省所截留，其数字甚为机密，无可估计，但事实则确然有之。至烟土运至上海等处，卖出后其利益又大部分直解东京。据调查所知，在东条内阁时此种款项即为内阁之机密费，内阁对国会议员之津贴即从此款开支”。1941年，因生产贩卖海洛因发财的日本商人购买大批飞机献给军方，其商号名称列入给陆军献机的褒奖名单。曾任日本陆军大佐的冈田芳政承认，侵华期间日本陆军、宪兵队、伪满驻军及汪伪政府特务机关等的机密费、谋略费和活动经费，都要从鸦片收入中筹集支取。

摧残民族肌体

日本在沦陷区遍设烟馆、毒品零售所，诱使民众吸食鸦片，不仅是为了牟取暴利，还有瓦解中国民众抵抗力量和意志、摧残中华民族肌体的目的。

英国学者弗莱彻指出，1937年后，日本在沦陷区公开进行鸦片和海洛因交易，“鼓励开办烟馆、沙龙的办法五花八门，没钱买烟之穷人可赊账吸食。只要想吸食鸦片，到处可以得到支持……日本人的报纸充满广告，鼓励鸦片销售，他们把鸦片叫做‘长寿丸’……含有毒品成份之药物几乎每个乡村都有销售，但他们都标榜此药可治愈肺病……中国劳工之薪饷以鸦片替代。所有这些勾当都是日本人或朝鲜浪人所为，他们与日方政府有密切的关系，享有特权”。值得注意的是，在沦陷区，鸦片可卖给中国人，但不允许卖给日本人，所有鸦片烟馆都得到日本宪兵队“不许任何日本人吸鸦片”的命令。宪兵在烟馆搜查时若发现日本人吸食鸦片，会立即驱赶，甚至毒打一顿，馆主也会受到严厉训斥。但沦陷区抗拒毒化的中国人，则被指为“反日思想犯”或“抗日探员”，遭到严刑惩处。中国人持有的吸烟证可视同“良民证”，其人也被视为“中日亲善”支持者。

日本侵占热河后，胁迫奖诱民众种植罂粟，使当地吸食鸦片人数与日俱增，据伪满政府统计，1941年该省吸食毒品者约有60万人，约占全省人口的10%。据渡边寅三郎估计，1943年华北吸毒成瘾者约40万人，其中注射吸毒者20万人，吸食“料子”（海洛因制品）者20万人。北平沦陷初期，经常吸鸦片者约10万人，到1945年吸毒者估计有20万人，接近北平总人口的13%。日本投降前夕，天津约有15万吸食鸦片者，如果加上吸食烈性毒品者、偶尔吸毒者，人数达到25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针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公诉书披露，河北沦陷区2700万农民中，吸鸦片者竟达500万人。据《新华日报》报道，日本投降前夕，经伪华北“禁烟总局”准许开设的土膏店有1395家、售吸所1308家（被默许存在的私烟馆尚未计入），由日本及其殖民地朝鲜之浪人公开或秘密开设的吸卖白面（海洛因）店更难以计数。

战后战犯审判中，曾任伪满厚生部大臣的金名世供称，据1944年“禁烟总局”调查，伪满的鸦片潜伏瘾者就约有120万人，实施毒化政策以后新染鸦片嗜好中毒者至少有254.4万人。另据该局统计，从1939年开始鸦片瘾者登记到1944年末，在册的鸦片瘾者和吗啡瘾者死亡约7.4万人。伪满后期劳役繁多，时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认为，可将登记在册、尚有劳动能力的鸦片瘾者分期戒烟，榨取劳动力，故推动启用戒烟院。戒烟后，他们被编成劳动队到各矿山、工厂充当劳工。古海忠之还承认，伪满洲国推行“鸦片政策”是使中国人民虚弱的阴谋，以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据国民政府内政部禁烟委员会统计，日本在沦陷区强迫人民栽种罂粟面积达1500万亩，沦陷区内受毒害人数3200余万人。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其占领区种植、制造鸦片等毒品，还在抗日游击区组设专卖机构，贩售吗啡、海洛因等，“非仅欲亡我国家，意在灭绝我种族，用心之很（应为‘狠’——引者注）毒，早为世界所共知”。

刺探军事情报

日本推行毒化政策的另一目的，是以毒品交易为掩护，刺探军事情报，或为日本在华情报活动提供经费支持。英国学者理查德·迪肯指出，日本利用毒品换得间谍的活动经费，并打击中国人士气，如以定期供给麻醉品做诱饵，从中国人内部收买情报。日本学者江口圭一、山田豪一、山本常雄等人的研究亦证明，日本军部将鸦片专卖收益用于分化、宣抚、拉拢等间谍活动。

早在20世纪初，日本便依托东亚同文书院，在中国开展包含鸦片在内的各类“资源调查”，为日本政府提供经济情报。这些经济情报成为日本侵华期间实施鸦片毒化政策的重要参考。曾任汪伪内政部部长的梅思平供认，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中国的十余省市，“利用烟毒以刺探情报自是变本加厉”，沦陷区内，日本及其殖民地朝鲜、台湾之浪人畅行无阻，日军更“直接利用中国贩毒痞棍，使其为日军任情报工作”。南京沦陷后，国联的禁毒专家发现，南京最大最“完善”的鸦片经营机构是日军特务部组织的。设于上海的日本民间特务组织——日满商事株式会社的经费，主要由日本特务里见浦贩卖鸦片而来。1938年4月，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部班长楠本实隆受参谋本部课长委托，通过三井物产会社购买伊朗鸦片20万磅（合计90720公斤），第一批68480磅，运抵上海后交青帮销售，获利5000万日元，收入全部交给日本军方特务部。日本的东兴公司更是向军方呈请，以烈性毒品“东光”交换日军尚未占领地区的军用物资。“东光”打着解毒剂的招牌，实是“吗啡的缓和增量剂”。该公司专务理事佐伯悌弘仪侨居中国30多年，拥有“东光”在亚洲的独家销售权，和各青帮头目相互勾结销售“东光”，且通过在日本未占领区无偿分发“东光”，获得吸毒者“感激”，作为交换，要求对日提供情报及物资；向各省青帮头目赠送100—200公斤“东光”，指使他们侦察抗日军队的军备及计划，偷运军用物资至日占区、截取英美提供给重庆的物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开展汉奸审判。曾任汪伪内政部常务次长的袁愈佺承认，日本对华鸦片毒化政策与其在华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梅思平更详细供认，一般国民认为日本有毒化中国之阴谋，“欲使中国人民个个吸毒吸烟，致令国弱民贫，此不过表面之推测……殊不知其内在原因，实为侵略者特工之一种卑劣技术耳”，为日本所用的特务主要“利用日本及台湾、朝鲜之浪人以领事裁判权为护符，使其制造毒品或贩运烟土，驻军及领事馆往往为其保镖，而责其深入各地，为军部及使领馆任谍报工作，以此为交换条件。且因此勾结中国地痞、流氓或甚至不肖之官吏，以探取种种情报”。

日本对华鸦片毒化政策，本质是一种殖民侵略政策，是日本政府发动的有组织、系统性犯罪。其利用毒品的成瘾性及暴利性，以毒养战，试图瓦解中国人民抵抗力量和意志，刺探军事情报，使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烟毒之祸。战后国内国际的战犯审判中，日本鸦片毒化政策虽得到一定揭露，但远未被彻底清算，其纵毒恶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禁毒运动，才得到有效控制。从英国为强行打开中国大门而走私、倾销鸦片，到日本为巩固殖民统治而持续施行鸦片毒化政策，可以说，鸦片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侵略和屈辱的象征。而自林则徐虎门销烟，中国人民消灭烟毒的努力，是为了保障身心健康和社会安定，也是为了反抗外来侵略、争取独立自主，承载着洗刷民族耻辱、维护民族尊严的百年梦想。前辙犹在，斑斑血泪不可忘却；警钟长鸣，旧污涤荡来之不易。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