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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庭延 曾任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北京市政府外事顾问、山东大学韩国学院名誉院长等职。

本文内容

在汉城，各国常驻使节近90家，加上国际机构常驻代表，超过100家，是一个庞大的外交团。

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右）与作者张庭延交谈。图源：网络

我到任后，本拟拜会每一位使节，与他们结识共事，然而事不如愿：汉城交通拥堵，使节住处又分散，加上我同时还要拜会驻在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协调安排十分困难，结果两个月过去了，使节只拜会了三四十家。

而在此期间，通过各种活动已与各国使节多次见了面，甚至有的国家使节已轮换，新任大使又提出拜会我，因此使节拜会不能不“半途而废”了。

我到任时，外交团团长是巴拉圭驻韩国大使格拉斯。中国与巴拉圭没有外交关系，但因为他是外交团长，出于外交礼节，我还是先拜会了他，并得到热情的接待。这之后，我们夫妇与他们夫妇还有过多次交往。

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巴拉圭虽离中国十分遥远，两国又没有外交关系，但格拉斯大使夫妇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不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高度评价，还不只一次表示希望两国早日建立外交关系。

他们夫妇还提出愿以旅游者的身份访华，亲自了解有关情况。经我们联系，国内有关部门给予了热情周到的安排和接待。回来后，他们夫妇设宴招待我们，盛赞中国的古老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中国的好客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任期间，赶上三任美国驻韩国大使，同他们均有良好的交往。尤其是中间的一位，名叫列尼，是年近七旬的政界名人，年轻时曾来韩国传教，待了几年，粗通韩语。可能是我也懂韩语的缘故，他对我十分热情，经常就一些问题与我坦率交换意见。

其后一任大使波斯沃斯，则是一位朝鲜半岛问题专家，来韩国前曾任朝核能源组织秘书长，去过朝鲜，再前曾任美国驻利比亚、菲律宾大使，来汉城后同我接触亦较多。我离任时，他和夫人特地为我们举行宴会送行。

美国大使一般不出席别国的国庆招待会，但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我们举行国庆招待会时，只要美国大使在汉城，都会来出席。

我在任期间，也赶上了三位俄罗斯驻韩国大使，同他们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俄几任大使都对中国友好，特别是最后一任大使阿法纳希耶夫，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待人十分淳朴热忱。他到任后，还未递交国书，就来参加我为香港回归举行的招待会，握着我的手用中文说： “香港回归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不能不来祝贺。”此后，我们交往甚密，几乎每月见面。

从交往中得知，他曾于70年代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深知“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赞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

一次，他和夫人在家请我们品尝俄式大菜，还把他的儿子安德列和女儿玛莎介绍给我们。那天不仅菜肴味美，更使我们吃惊的是，他的儿子在学中文，已达到交谈自如的程度。阿法纳希耶夫大使向我们透露，他希望儿子将来也到中国去工作，继承他的事业。

在外交团中，我还发现，会讲中文的使节越来越多。除俄国大使外，法国大使瑞奥，60年代曾在北京工作过，夫人是台湾人，中文虽讲得速度较慢，但语音很准，有板有眼。

泰国大使罗维才，递交国书前就来拜会我，他曾在香港、广东任职，从驻印度大使转到汉城来，不仅会讲汉语普通话，还会讲广东话。他神秘地对我说，他特别喜欢名字中的“才”字，只有到了北京才真的会“发财”。

这里特别还要提到我同日本驻韩国大使的关系。中日毕竟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我与日本三任大使的交往一直比较密切。我离任回国前，日程安排很紧，但刚到任不久的日本新任驻韩大使小仓和夫又提出为我们夫妇举行送别午宴，盛情难却，我们应邀前往。

小仓和夫是日本资深的外交官，平时穿戴考究，举止文雅，颇有绅士派头。我在韩国朋友的家宴上第一次与他偶然相会并坐在一起，通过简单的交谈，感到他待人十分热情。这也是我们抽时间赴宴的一个原因。这天，他和夫人在官邸明亮宽敞的大厅里，以精美的日本食品款待我们夫妇，席间不时缓慢地讲一些韩文，使我感到惊讶。这可能是日韩两国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语顺、发音、助词极其相似的缘故，但也与他的语言才能不无关系。临别时，他送我一个信封，抽出一看，是他用毛笔写的一首小诗：

大使离汉阳，

延袤千里乡，

庭上重别杯，

张饮祈吉祥。

因是竖写的，我的名字正好排在前面。我感谢他的留赠，并不能不钦佩他的汉语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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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中国外交官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出版于2005年）

作者 | 张庭延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察-看天下（外交官说事儿）凤凤